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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為研究對象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中，很難觀察到如果日本企業忙于償還債務和儲蓄資金而減少投資，外資企業可以趁勢增加在日本的直接投資，而且這并未發生。

據聯合國貿發會2019年的統計，對196個國家存量外來直接投資（FDI）對GDP的貢獻進行排名，日本倒數第一，落后于朝鮮。2019年，日本FDI占GDP比值為4.4%，僅為發達國家44%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2021年，中國FDI存量占GDP比重約11.9%。日本FDI如此之少主要是市場需求低迷以及市場環境不利于外來投資。

日本經濟為何長期低迷至今也無共識。一種觀點認為，日本經濟之所以長期低迷，是由于泡沫崩潰后宏觀經濟政策失誤所致，導致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出現持續通縮。另一種觀點認為是由于結構性因素，比如人口老齡化和僵化的經濟制度等，導致生產力長期低下帶來潛在增長率下降。如果總需求不足可以通過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解決，如果是結構性原因，貨幣和財政政策作用微乎其微，需要推動結構性改革。

過去20多年，日本政府持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和財政刺激，但并未改變日本經濟低迷的狀況。這被持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的人認為，正是因為這些刺激性政策才避免日本出現大衰退。但是，這些刺激性政策主要由利益集團推動，反而成為阻礙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因素，從而加深了日本社會的保守與僵化趨勢，并在全球化時代顯得愈發封閉，錯過了在人口問題嚴重化前激發社會活力的機會。

在上世紀，日本經歷長期高速增長，從一個成長性經濟體變成發達的成熟市場。這種推動日本一鼓作氣進入發達經濟體的力量，來自日本全社會“趕超英美”的國家目標。但是，在1990年后經濟泡沫破裂，日本失去方向。失去方向的后果是，曾經推動日本高速增長的制度、法律、政策、企業行為以及人的理念等都基于利益在慣性的軌道上繼續運行，因為沒有了發展目標而喪失改革動力，因為利益阻礙也喪失改革能力，日本的各項制度日益僵化。

阻礙改革的因素主要是固化的利益。在高速發展中日本新城眾多利益團體，擁有巨大規模的組織性選票，在日本選舉制度下，自民黨如果觸及他們的利益，則會在選舉時遭受反對，這種情況長期阻礙了改革。比如強大的日本農協導致日本農產品市場從來不會擴大開放，代表工商業界整體利益的經團聯、日經聯、日商、同友會等對經濟改革有很大的發言權。安倍曾推出“三支箭”政策，其中一支箭就是通過放開各種管制政策刺激民間投資，但是，在利益集團和官僚體系早就結成歷史性同盟的情況下，結構性改革無法推進。

對于日本這種成熟市場，外資一般以企業并購的方式進入，但是，日本社會具有鮮明的排外觀念，這導致并購很難發生。2020年的一份報告警告，到2025年時日本有60萬家盈利的中小型企業可能將被迫關閉，因為沒有繼任者，而且政府和企業員工也不歡迎外資并購。日本政府近來提高了并購門檻，以避免技術流失。法國雷諾曾收購日產并拯救了后者，但在成功后日本各大財團紛紛要求回購股份，被法方拒絕后，2018年11月，日本司法機構出其不意地逮捕了該集團CEO戈恩，這是日本對外資的一次標志性態度。

利益團體以及排外文化導致日本無法推進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也不能通過擴大開放增強經濟活力，在這種環境中，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就不僅僅是技術性的資產負債表衰退。

我國當前要堅定高質量發展的總目標，既需要進一步擴大總需求穩定經濟，同時避免擴張性政策被利益集團左右，并且要更大力度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破除體制機制的弊端，繼續推進結構性改革，加大開放力度，避免重蹈日本覆轍。